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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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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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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一国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经济环境的变化、政策目标的调整等都会导致经
济政策的相应调整，也进一步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
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
效应愈发显著。中国和 G7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与日
本）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不仅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基于各国互相
之间的贸易、经济、资本联系，一国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产生较
大的溢出效应。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规模
强劲增长，对外开放过程也在积极扩大，G7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的外
源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进一步对中国经
济稳定产生影响，因此，研究 G7国家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的溢出效应问题具有重
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了 2008年 1月至 2021年 11月期间中国和 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
的跨国溢出效应。首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理论分
析。其次，利用时变溢出指数模型分析了中国和 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的相
互溢出效应，求解了 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净溢出指数以及八个国家
的总溢出指数，并根据对应时段内的政策变动和国际重要事件发生分析了该时期
的时变特征。再次，分析了 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并对比了 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溢出效应以及对中国
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区别和联系。
研究发现：第一，八个样本国的总溢出效应为 72.037%，在样本期间，八个样
本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体系中 72.037%的不确定性变化是由于互相之间溢出影
响形成的。第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总溢出指数都对国际重大事件比较敏
感，总溢出指数相对滞后。第三，G7国家对中国净溢出效应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
时期是 2008年金融危机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拿大和德国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对中国一直处于净溢出状态，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时间是对中国产生
净溢出效应。在 2019年到 2021年 2月期间，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产
生净溢出。第四，在 2008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7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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