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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共生的实质及其构成要素 产业共生，最早被定义为不同企业间的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实现对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1]。因此，产业共生链是循环经济的典型模式，其实质是通过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和企业间合作，形成资源高效利用、能源节约循环、要素耦合优化、产业有机复合的生态化集群式发展模式，组建一个有较强抗干扰能力、物质及能量消耗最小的生态产业关联系统，以达到社会整体福利提升和区域协同效用的增加
作为共生理论和产业生态学的结合体，产业共生要求从产业共生单元、产业共生模式和产业共生环境等三大要素进行诠释。产业共生单元是指构成产业共生体或产业共生关系的基本物质、能量和信息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建立产业共生体或产业共生关系的物质条件，参与副产品或废弃物交换的相关企业即可认为是产业共生单元
产业共生模式(又称为产业共生关系)，是指产业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反映了产业共生单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机理，体现了产业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方式和信息交流方式。产业共生模式一般可分为：反映共生组织程度的产业共生组织模式和反映共生行为方式的产业共生行为模式[2]。文章由098提供。即产业共生模式(关系)是反映产业共生单元采取何种组织模式实现某种共生关联的行为方式
产业共生单元实现组织和行为的结合要依赖一定的共生环境。因此，产业共生环境可以理解为产业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总和，对产业共生体的能量形成和提升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最典型的共生环境是副产品(废弃物)进行交易所依赖的市场环境和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其中，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促进产业共生关系稳定发展的政策环境尤为重要
2、广西桑蚕产业循环经济的实施困境 广西在探寻桑蚕循环经济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主副产业链发展不平衡、产业运行模式不合理、桑蚕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循环政策引导乏力等发展困境，凸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等弊端
2.1循环主副产业链发展不平衡，价值链整合有缺陷 目前广西桑蚕业以蚕茧丝延伸为循环主产业链，辅之蚕沙有机转化、蚕蛹产品研制、桑菇肥培植等资源开发，初步建立了桑蚕生物质多级利用的主副产业衍生模式。但是，在蚕茧丝主产业链上，广西本土加工率较低，以桑蚕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河池市为例，蚕茧的就地加工量只有40%左右，蚕丝的就地加工率仅在0.6%左右[3]。有限的茧丝加工能力使得当地所收蚕茧和所产生的蚕丝多运回东部进行深加工，形成以广西为原料基地、江浙为加工基地的茧丝绸产业分布现象，导致后续丝绸、印染、服装等产业难以步入精细制造、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4]。而且当地茧丝制品鲜有自主品牌，市场认同度低，经济效益不佳，弱化了桑蚕主产业链的经济效能，限制了桑蚕循环经济系统的价值增值功能
其他副产业链工艺流程虽已走通，但价值链延展不充分。在蚕一蚕沙一叶绿素有机肥经济链上，由于蚕沙收集难度大，成本过高，产能过小，致使蚕沙处理量极小，资源利用率低。而蚕沙直接生产有机肥的技术仍待进一步探究，大量蚕沙乱堆乱放，造成蚕病交叉感染，带来严重的废弃物污染问题。同时，蚕蛹制品开发单一，整体规模较小；桑菇肥的转换利用率不高，仍需寻找高产优质、方便管理的新菌种。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桑蚕产业分级利用循环体系的构建难度，使桑蚕茧生态键出现先天的价值创造缺陷
2.2产业运行模式不合理，循环发展基础不稳固 在产业运行模式上，广西桑蚕业仍以蚕农小作坊式养殖为主。小规模分散经营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缺乏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的内在激励，又因交易成本过高，降低了农户及产业组织化水平提高的可能性，更由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的自给性和封闭性，难以形成蚕茧加工各环节的强关联性，制约了产业链的延伸和网络产业体系的建立，产业竞争合力严重削弱。而且传统的手工劳作方式，技术含量和机械化水平不高，蚕茧质量无法保证，产品深加工基础受限。虽然“订单蚕业”及“蚕农十企业十协会(基地)”等现代经营模式有所发展，但是蚕农与企业之间尚未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契约关系不明晰，农户仍是市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此外，近年来受国际市场低迷、丝绸需求萎缩等因素影响，蚕茧价格大起大落，蚕农种桑养蚕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常在广泛种养和时有毁弃之问徘徊，蚕茧生产波动较大，严重制约了循环桑蚕产业链的稳定发展。脆弱的经济利益，动摇的蚕农桑户，不牢固的产业合作组织，为循环经济在广西桑蚕业的广泛推广增加了不确定性，阻碍了循环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提升
桑蚕生态产业链需要农业科技成果的密集使用，变资源的粗放经营为技术和资本密集的集约经营。目前，广西桑蚕技术人才短缺成为妨碍循环经济实施的“短板”。2005年，全国蚕业科技人员总数19981人，产鲜茧58.93万t，万吨蚕茧平均拥有技术人员339人：而同期广西蚕业科技人员仅为1479人(科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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