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55岁的旅馆老板娘何淑静来说，只要医院不倒，一直有患者，她的生意就在。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距她的旅馆不足500米。何淑静通过手机来电识别房客的来处，每个房间住着几个人，谁得了什么病，她一清二楚—— 比如，10号屋以前住着一个双眼皮大眼睛长头发的河南姑娘，“特漂亮，得了白血病。”化疗时，姑娘的头发直往下掉，何淑静劝她把头发剪了。后来，姑娘剃成了光头；还有一位来自山西的女教师，得了乳腺癌，在旅馆的监控视频里不时能看到她在打扫，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病人。 2016年1月11日，北京，求医的病患和家属住的旅馆前晾晒着衣物。 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脾气暴躁的，不听医生嘱咐的，离开后再也没回来的……但这些房客差不多可以全部归为一类——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在这里等待，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 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出发，步行5分钟左右的时间，穿过公园，铁门，小区，拐几个弯就到了这片家庭旅馆。 清一色的自建平房，刷得灰白的墙壁，或是红色的砖墙裸露在外。如果夜晚从北京西三环的上空往下看，它一定是被灯火通明包围的暗部，也是高楼林立中的洼地。 透过公园外面的栅栏隐约看得见“癌症旅馆”。 2015年9月末，59岁的胡强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河北承德老家县里的医院治不了，女儿胡梅带着他到北京看病。“这边的医院才有法儿。”他看上去很疲累，吐出的每个字都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声。 北京聚集了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显示，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达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 “我国医生数量缺乏，医疗资源向大城市集中。”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对澎湃新闻分析，“医生数量不能大量增加，基层地区医生的（行医）质量不能普遍提高”又与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医生收入改革、医生就业制度、医生能否自由执业、医疗定价等一系列问题相关。 从胡强的老家承德到北京，车程大约三个小时。肿瘤医院门诊大楼的门口，有人手里拿着一摞卡片在发，一个中年妇女走到胡梅面前，塞给她一张名片：“家庭旅馆”。一个人一晚上30至40元，可以做饭，“是这附近最便宜的了。”她毫不犹豫带着父亲奔向这里。 此前的每个周四，胡强都要到北京肿瘤医院做一次化疗，注射18000元一支的临床试验药物。如果顺利，他将在未来两年里持续注射这种药物。 来化疗六次，胡强就在这家旅馆住了六次。在这里，每个房间用一个数字代表，每扇房门后是一户人家。 胡强在旅馆里面看医院的评估结果。 “（我们国家）肿瘤（治疗）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做法，比如门诊治疗，很多地方都不给报销，或者说到了一定的额度之后才有一定比例的报销，就导致看不起病的人没办法，也促使医院周边的一些廉价旅店（出现了）。”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分析说。 他表示：“‘癌症旅店’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果门诊能够报销，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到北京会诊之后给一个治疗方案，再回到当地，那完全是可以（继续）进行治疗的。但现在有些报销制度，到县城和到市里的报销比例不一样，导致病人宁愿到高级一点的医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