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组织与管理学家Selznick就开始研究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发现这种关系会影响企业经营。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学者们纷纷从经济学、金融学、商 学、政治科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等学科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但不同的学者无论是理论研究还 是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最根本的原因有如下有三个。一是 他们没有考虑企业家政治联系的构建和维系需要相当大的投入,而这种投入对企业绩效是一 种削减。在以往的研究中把这种政治联系的取得假定或者隐含的假定为免费的从而不予考虑。 有少量的文献即使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也因为无法获得这部分投入费用的数据而放弃,因此最 多也只能是理论分析一下。二是他们错误地把企业家政治联系带来的资源作为可以直接使用 的资源。实际上,政治联系带来的资源只是一种潜在的(potential)资源,要想把这种潜在 的资源变为企业家可以奉献给企业的现实的(actual)资源还需要对政治联系进行动员 (mobilize/use)。这种动员的费用也是相当巨大的,其结果也是对于企业绩效的一种消减。 所以,考虑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绩效效应的时候这一方面也必须加以分析。三是,以往研究错 误的认为或者隐含的假定企业家政治联系带来的资源一定能为企业所完全利用。换句话说, 如果这种现实的资源的效用为A那么企业就会得到A的好处,从而在绩效上就会有A的提 升。但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因为企业家的行动不是完全没有束缚的,总有各种各样的因 素会牵绊住企业家的行动。因此,企业家的政治联系所带来的这些资源可能就因为这些牵绊 因素而没有完全得以发挥利用,从而使得这些资源的效用在发挥过程中存在某种损失。所以, 这种资源效用的发挥(利用、使用、作用)过程的研究极为关键。本研究把这三个方面的因 素都考虑进来,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用input-process-output(IPO)分析框架来具体展开的。其中input表示的是企业 家政治联系带来的现实的资源;process表示的是这些资源被企业家在企业里发挥利用的过 程,可以简称为转化过程;output是这些资源的产出也就是企业绩效。由于企业家对于政治 资源的转化行动过程我们是无法观察的,所以本研究用企业家自由度来标识该转化过程。如 果企业家自由度越高也即企业家行动幅度越宽广,那么这种转化过程也就越顺利,这些政治 资源的转化损失也就越小,或者说转化率比较高。如果企业家自由度越低的话,那么转化损 失就比较高,转化率也就比较低。如果我们把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维系和动员所花费的投入结 合起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用更为简化的表达式来描述: 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现实的资源效用＊企业家的转化率-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维系和动员的 费用=企业绩效的提升。 由于企业家对这些政治资源的转化率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的自由度,因此上面的表达 式可以修改为: 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现实的资源效用＊企业家的自由度-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维系和动员的 III费用=企业绩效的提升。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一般情况下人们构建社会资本是有利可图的,换句话说上面表达式 中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现实的资源效用在数量上要大于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维系和动员的费用。 根据管家理论(本研究以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符合管家理论的假设),企业家会为了企 业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私利去努力奉献。所以,企业家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绩效的功效就主要取 决于企业家自由度,企业家自由度越高(也即转化率越高)那么企业绩效提升的就越多;反 过来,企业家自由度越低那么企业绩效提升的就越少。很显然,当企业家自由度过低的时候, 极端的来说企业家完全是一个傀儡的时候,这些政治联系的效用完全没有发挥出来,那么企 业家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绩效的效用就是负数,这个负数等于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维系和动员的 投入费用。 通过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本研究经验检验了企业家政治联系与 企业绩效的关系。其中对企业家自由度主要分析了7个方面:环境宽裕度、制度环境、行业 管制、组织冗余、董事长兼总经理、企业家控制权比例以及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企业家政治 联系的测量指标通过因子分析后析出了两个因子:官员与委员、人大代表。在考虑了计量经 济常见的极端值、缺失值、多重共线性、内生性、异方差和自相关等问题之后,还进行了稳 健性检验,包括绩效的多个纬度(ROE、ROA、ROS、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绩效的多期(未 来第2年和第3年的绩效),企业家政治联系以及其平方、控制和不控制本期绩效等等,最 后得出的稳健性结论如下。 第一,企业家政治联系的主效应。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官员与委员这一类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绩效的效应几乎全部为正,只 不过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企业家的官员与委员类政治联系带给企业的好处与这类政治 联系的维系和动用的耗费差不多,两相抵消之后就没有净效应了。而人大代表这类政治联系 除了对营业收入为正效应(不显著)以外,对ROE、ROA、R0S以及净利润都显著为负数, 这说明企业家人大代表身份给企业带来的效用小于企业对其进行的付出。 _ 第二,企业家政治联系的交互效应。 ①官员与委员的交互效应。 首先,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同官员与委员的交互项只有在因变量为营业收入的时候显著 正相关,而与效率绩效以及净利润都没有显著效应。这说明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方,构建 和维系政治联系越困难(程序很公开,法制也更加健全)从而对政治联系的构建和维系投入 会更多。而制度越完善的地方政府干预越少,企业家受到额外束缚越少,因此发挥(利用) 政治联系的现实资源时更加自由,所以对营业收入有正的效应。但由于对政治联系的投入过 多,所以对利润没有效应。 其次,行业管制。行业管制同官员与委员类政治联系的交互项在因变量为ROE、ROA、 R0S以及净利润的时候回归系数是都非常显著的负数,对营业收入的效应也为负数不过不显 著。由于对于营业收入没有显著效应说明这种政治联系的资源效用的转化效率的损失主要在 于政治联系的资源浪费或者资源闲置等等所致。行业管制本质上是政府的一种干预,其形式 多样,影响的方式也很多。这些行为对于企业销售没有显著影响,是因为没有影响企业的市 场方面的行动;这些行为对于利润有影响显然是耗费过大所致。换句话说政府千预对于企业 家自由度是一种压制,从而导致政治联系的资源难以得以发挥;再加上这种政治联系的维系 代价过高(要实现一些政府目标等),两相抵消之后对利润不利就很自然了。 再次,董事长兼总经理。对所有的绩效因变量,官员与委员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调节效 应项全部都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家自由度越高的情形下企业家的官员与委员类政治联系对 于企业绩效的效用更大。 最后,企业家控制权比例。只有当ROE为因变量的时候,官员与委员同企业家控制权 IV比例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其他绩效作为因变量的时候也全部是正数但都不显著。说明企业家 控制权比例作为企业家自由度的代理变量的时候只有弱的调节效应。 ②人大代表的交互效应。 首先,行业管制。人大代表与行业管制的交互项对于所有的未来一期(第二年)的绩效 都没有显著效应,但是对于未来两期(第三年)的ROE、ROA、ROS以及净利润都有显著负 效应,对营业收入也是负效应但不显著。这意味着,相比较于不管制的行业而言在管制的行 业里,企业家的人大代表类政治联系对涉及到较长期的回报类绩效更不利,对于较短期的回 报类绩效没有显著效应,对于短期和长期营业收入也没有显著效应。这表明在管制行业里企 业家的人大代表类政治联系对于绩效的不利主要是通过费用(耗费)起作用的,并且不是短 期的耗费而是长期的耗费。 其次,组织冗余。当因变量为营业收入的时候,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企业家在组织资源 有富余的时候对于企业更加不利,对于其他绩效也全部是负数效应不过都不显著。这说明营 业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因为投入维系政治联系上的大量费用没有用在市场战略上而用在其他 地方(比如企业家追逐个人的政治荣誉),所以导致营业收入的减少。对利润绩效没有带来 显著的不利,是因为组织有冗余的时候企业家自由度更高一些,他们的政治联系的资源效用 发挥的就更多一些从而抵消了政治联系的维系费用对于利润的不利。 再次,董事长兼总经理。当因变量为ROE、ROA、ROS以及净利润的时候,人大代表同 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交互效应项都显著为负数,而对营业收入则没有显著作用。因为作为人大 代表的企业家是以代理人的角色出现的,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时候企业家的行动空间更大, 更能操纵企业为了实现企业家个人的利益从而牺牲了企业利益。但对市场战略没有影响,所 以对于营业收入没有显著效应。 最后,企业家控制权比例。当企业家为人大代表的时候,企业家控制权比例与董事长兼 总经理的调节效应是一样的,对ROE、ROA、ROS以及净利润的效应为显著负数,对营业收 入没有影响。 - 第三,企业家的管家角色与代理人角色。 通过政治联系的主效应分析我们发现,官员与委员类政治联系与人大代表类政治联系对 于企业绩效尤其是利润和利润率方面的绩效的效应不同,前者为正效应(虽不显著)而后者 为显著负效应。而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在企业家自由度越高也就是说企业家行动空间越 大的时候,具有官员与委员身份的企业家对于企业绩效起着显著正效应;而具有人大代表身 份的企业家对于企业绩效则起着显著负效应,而且只对与回报有关的绩效(ROE、ROA、ROS 和净利润)有负效应,对于营业收入效应不显著,所以人大代表身份对于企业绩效的不利可 能主要是通过费用来实现的。通过人大代表以及官员与委员这两个变量对费用(财务费用、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以及总费用)分析发现,因变量为官员与委员时费用的回归系数为负数 但不显著,因变量为人大代表时费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数。将人大代表和官员与委员这两 个变量取平方之后的结论也是如此。这表明企业家投入费用去提升官员与委员这类政治联系 或者说提高政协委员身份不划算,也没有必要,因而也没有这种冲动。相反,企业家有很大 冲动投入巨大费用去提高人大代表这种身份或者说政治荣誉,而且企业家自由度(尤其是董 事长兼总经理以及企业家控制权比例)越高的时候企业家人大代表这类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绩 效越不利说明企业家为了追求人大代表身份的荣誉确实更愿意投入巨大耗费以提高这种荣 誉,而这种巨大投入甚至超过了人大代表这种政治联系带给企业的利益。因此,具有官员与 委员这类身份的企业家是企业的管家,而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企业家是企业的代理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首次从企业家自由度这种权变视角来剖析企业家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绩效的效应, 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只考虑直接效应而不考虑调节效应的缺陷,从而这也就调和了以前研究结 V论的不一致,使得我们可以对于企业家政治联系有更加精细(fine-grained)的理解。 二是,首次考虑到企业家政治联系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用input-process-output分析 框架来研究企业家政治联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不像以往研究把过程当作一个黑箱不去考 虑从而导致他们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对于企业绩效影响过程的探索,本研究将企业家自由 度与input-process-output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其中,企业家政治联系带来的资源是input, 企业家自由度是影响process的重要因素,而企业绩效则是output。我们不可能观察到企业 家在企业里的转化(行动)过程,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其过程进行研究。本研究巧妙的用 影响该转化过程的企业家自由度来分析这种看不见的转化过程,在研究视角上算是一个独特 创薪。 三是,以往研究企业家政治联系(社会资本)主要考虑的是对于政治联系的接触(access), 很少研究对于政治联系的动员(mobilize/use)以及政治联系的构建与维系。企业家政治联 系带来的资源对于企业来说是宝贵的,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不过,这些资源不是免 费的,是具有相当成本的。所以,政治联系的收益与成本必须结合起来考虑对于绩效研究才 令面。 四是,企业家的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不是非此即彼。本研究分析的是民营企业家,虽然 足从管家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但从来没有抛弃代理理论的假设。以前对于企业家社会资本(或 荇政治联系)的研究只考虑了一种理论假设或者隐含一种理论假设,比如当企业家政治联系 +利于企业绩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存在代理理论效应。当企业家政治联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 时候就认为存在管家理论的假设或者隐含的以管家理论为前提假设。而事实上,即使作为管 家的企业家政治联系也有对企业绩效不利的时候。 本研究的实践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联系的构建方面。企业家的政治联系不都是好的,也不都是对于企业绩效是 有利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的人大代表这类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绩效是不利的。而不利的 主要原因是企业家追求个人的政治荣誉而投入得过多,从而牺牲企业绩效代价而实现自己的 利益。而曾经当过官员的以及曾任(或现任)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对于企业绩效是有利的,他 们不会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荣誉而牺牲企业利益(数据表明那样做不划算也没有必要)。所 以,政治联系的构建要考虑在政治联系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之间作权衡。 二是,公司治理方面。对于公司治理来说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一直没有定论。实际上, 在实践当中这两种理论假设都正确,关键要看情况。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判断的依据,曾经当 过官员以及现任或曾任政协委员的企业家我们应该主要以管家理论的假设去考虑公司的治 理结构,比如董事长兼总经理这种结构设计对企业是有利的,企业家控制权比例高一些对于 企业来说也不是坏事。因此对这种企业家我们应该尽量让他们放开手脚而不是加强束缚和限 制。而曾任或者现任人大代表的企业家应该以代理理论的假设去监督和控制,比如董事长与 总经理的职位应该分开设置对于企业更好,企业家的控制权比例也要进行限制,否则这类企 业家会牺牲企业利益而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 三是,企业家的发掘方面。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不是越高越好。本研究的统计分析发现, 至少对于我国现有的民营上市公司来说企业家的学历越高对于企业绩效并不是好事。这对于 企业实践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高估企业家学历教育对于企业的至关重要性;反过来说,我们 也不能低估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企业家管理企业的能力。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对于企 业家学历要慎重,至少对于企业家管理企业的综合能力来说学历并是一个精准的代理变量。 关键词:企业家;政治联系;企业绩效;自由度;调节效应